後話

「一如翻譯之不可能,完美的溝通也並不可能,但這並非否定了翻譯之必要、溝通之必要。從錄音話語、故事迴圈到讀劇邏輯,《Drive My Car》所指向的都是溝通之不可能,以及其跨越。人總是沒法完全地理解他人,但那並不礙事。……重要的是跨越的慾望及舉動。甚至可以說,翻譯本就是意義的釋放,每一場轉譯都是難以解讀的方式,將難以名狀的意義碎片固定,確立並開展文本的多義性,從而一再強調,沒錯,仍有後話。」〈向虛空拋擲言詞:《Drive My Car》的重復話語〉,p296-297,《斷層路徑》(Fault Lines)葉梓誦(香港:後話文字工作室,2023)

讀《斷層路徑》,讓我連結賴香吟的《其後》。

在肯定後話之餘,我不得不一再體會,那些虛空的存在。

賴香吟在〈生手的天真〉想要提問的是,不能忘卻傷痛,又不能時時記得,人如何懷著那些傷害的體會繼續生長下去?如果需要理解,必然不是毀棄與遺忘。將傷害視之自然,最重要的是,讓原來的「不盡完美,但不可替代」得以成立。我們自是自然的一部分,必須思量補抓衝擊以及衝擊以後的無限餘震。一切當然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。

原始動力簡單而巨大,經過重複與粗暴的生活之清洗磨礪,幾乎所剩無幾。但不可否認,是那些意欲認識指稱一切的目光,把我們帶來此處。如果妳能辨識眼前所見,還會厭惡文字的歧義,溝通引至挫敗矇騙,還會怪罪語言嗎?我們都要謙卑,一切難以解讀,溝通之不可能。

「一個心靈與世界之遭逢:天空、海洋上下倒錯的視野也好,終年無雪、草木不生的氣候也好,所謂純潔的野蠻人也好,景觀新得令人驚歎,也讓探險家大惑不解。」〈生手的天真〉,p246,《其後 それから》賴香吟(台灣:印刻,2012)

講述經驗,都是來到新世界之後的事。新世界很快過去,寫下來,無非是尋常難以跋涉的廢墟。它們時時提醒斷橋無路。賴香吟最後說:新世界只是片刻,而尋常就是破碎,都不是完整的樣貌。但如果沒辦法輕率以待,那就寫吧。

最讓人恐懼的,並不是不能互相理解,而是逃避,不夠勇敢承認絕對的虛空。如此一來,扭曲了價值,強行接近或留下的,不過是自以為是的平穩,實際是哪裡都去不了的無風帶。

災後,自己的心靈不會消融,卻無法回頭,才可能產生後話。

庇護

a.

他人借用我的手機瀏覽內容,只留下一句感想:界面裡的字真小啊。

原來其他人的界面,都是盡可能放大字級。我當然也會盡可能放大字級,只是那些時刻都留在編輯台上。

或許是某種隱喻也說不定。為了迴避工作的狀態,有時看不太清楚也好。

我想起跟〇〇說過的話:曾有幾年,我雜亂無章地過日子,只為了忘記,只為了清空自己。

b.

那麼一般的日子應該怎麼過呢?照片、文字檔案按日期存檔,日子裡發生了什麼一點小事就記下來,寫成部落格。

行禮如儀,巨細靡遺。

可能覺得這些會帶來什麼樣的傷害與壓力,就想嘗試恣意過日子,不急著抓住什麼。

陽光猛烈,萬物顯形》,是年前收穫的一本贈書。我想借書名來形容所有的日子。

三十初老,能不能誠實地對待自己和他人了呢?誠實不能毫無節制,否則只能是刺,傷人傷己。

慶幸也不幸,我過去就是一個莫名能忍痛的孩子。把祕密與苦楚守到最後,安放在適切且有限的地方。

比如過去、夢裡、獨處。

事情至此可以成為一生的記憶,或可能延續的碎片。代價是別人很難相信,這就是你的情,你的痛。

畢竟那些都是自我延伸出去的影子,也是沉默的真實。

c.

三十以後,安放本心的地方只會越來越少。

其實,我們這個時代世代,確實是有很多可以放棄的空間,比如切割的關係,虛擬的社群,無疾而終的感情。

眾人如神般寂寞」——如果要翻譯成一首短詩。

不管是因為自己的決定,或不可控的外在因素,蛻棄了的時光讓我懂得,錯不在抓緊記憶,而是不足、不夠精准。

繞遠路久了,迴避時日長了,再回看無端生起懷念的舊日——校園、風聲、樹下的光影。

不掩飾扭捏與作態。現在是否會懷念那毫無保留的誠實呢。

總是忍不住想,如果什麼都沒有留下就好了。如果可以一直漫無目的、隨意捨棄。

可我不甘於一抹青澀舊事,不甘留下帶著濾鏡的夏日光影。心裡還有許多不能言喻的夢與雨。

入冬之前,再努力找找可能的洞穴吧。讓原本難以言說的,勉強低鳴。

d.

只是,〇〇,真的不能再跟你說更多了。

謝謝你是曾經的sanctuary

這一座地方,終將被註定的事搗去部分磚瓦。

你摧毀了不少。我的考驗還未真正過去。

我只想努力達成我所相信的事。而他人的意志,我從來一無所知。

透明的散文?

定義散文是困難的。散文,與之相對的是韻文,但韻文已經沒落。在現當代文學系統,比起詩、小說,它又是最接近生活的。近年多人讀寫、討論散文,形容散文是一種透明的文類。透明,意即與生活表面、現實經驗的自我貼合,仿如拓本,用紙放在石碑上摹出字跡訊息。它是生活的影子。

那麼影子可以離開生活嗎?也是可能的。生活持續,即能為新狀況尋找適配的風格、形式。它的英文名稱(Essay)原型或許預示了,這文類一直屬於嘗試(Essei)的狀態。這裡指稱的散文面向,都是一種可能,而不是既定模式。

小時習字,直到小學一年級始造句、作文。敘述慢慢從口中短短的聲音,變成一張紙上的鉛色行列。我們與文的關係,也許是散文書寫一開始的難處。當然,這和日常語言是不一樣的。而生活中寫文的機會,往往始於課堂。作文講求效率,將表達簡化為一種不具個人色彩、自動化的文句,最好用上格言或成語。

不止始於課堂,現在還有個人的社交平台。自白、私密的書簡較接近抒情散文,但今人已鮮少寫信。可在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十年,文字還有為日常所用的機會。那是部落格興盛的時期,網絡上的影音創作尚未大行其道。當時虛擬河道上遇到的寫手,也曾聚在一起辦部落格聯播,或是網絡雜誌《記號》。其他時間就躲在自己創立的域名之下塗寫悲秋,守著友人小站更新。文字群體閃現朦朧呢喃,譬如半公開的日記,其實也是一種“發聲”的訓練。如今媒體平台日日新,雖是標榜自我為主流的時代,可主流上已不是文的世界,部落格也逐漸轉移成為臉書某一角落的長文與留言。

因此,偶爾應邀為大專生、中學生評散文時,我總是格外珍惜行文有些瑕疵、不太規矩,但試著以“自己的聲音”書寫生命經驗的作品。我們無法繞過試卷作文,也被網絡流行語席捲進去,作者總要想辦法越過這種過於方便、人人通用的固定形式,書寫才可能透明,自我得以顯現。

不過,散文也可入詩,營造陌生感,嘗試挑戰那透明的特質,為截取日常,賦予另一種觀看的角度。而文學語言,未必是密度極高的文句。“在那裡,我們採集,漁獵,編織,飲食與睡眠,更多時候,無所事事,看螞蟻扛食行路,看蛛網被風吹散,看夕陽傾落的快速,看月亮露臉的殘酷,黑夜細細瑣瑣的聲響,是萬物嚎叫,是心在竄動。”(賴香吟〈岩畫〉,《史前生活》,2007)寫的是年少情懷,以靈敏直覺對周遭攝取各種印象。到了不輕易被情感牽動的年紀,經歷傷痛以後,只能從粗糙的岩畫痕跡去追溯那生動無畏的心眼了。如此簡練文字與詩的意象交融,譬如舞步,作者背負逐漸沉默化石的生命,踏著節奏掙扎前進,且頻頻回顧。

或另一種情況,生活不斷處於移動、變動之中,經驗不由自我主導,就會生出“文字之魅”。言叔夏回望南方鄉野生活,以隱喻寫下許多戛然而止的人事。(《沒有的生活》,九歌,2018)其中一篇〈刺點〉,她試圖指認時常不在家的父親,敘述兩次相處片段。其中一段經由舊照片召喚,想起兩人傍晚在老家附近的墓園散步。當時,父親叫住不想回家的孩子,叫她靜下來聽聽山貓發出的聲音。“山貓是不會出現在這南方尋常小山的坡道上的。那不過是父親從他的敘事裡召喚來的物事。如同對這一張相紙施展法術,叫喚牠:請來這個故事裡。”作者沒有繼續挖掘回憶場景、交代後來發生的事,而是藉這段往事思考自我與經驗的關係。文字、照片,是記錄經驗的證據。當敘述對象是親近而陌生的,我們能不能抵住匱乏的焦慮,而不是無節制地按下快門,強行留下生命中的刺點?

也有人說,散文沒有什麼技巧,是“實話實說”。比起借助詩語言,當代散文看來是簡/減筆佔多。簡筆譬如白描,沒有刻意多餘的修辭。而減筆濃縮時間,作敘述上的跳躍。這些都可視作過去工於精美的一種轉向。其中也有“例外”的不透明,來自第二或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。

房慧真《草莓與灰燼》(麥田,2022)關懷歷史與現代的普通人肖像,也有宛如家庭與成長經驗的紀錄片。後者大多集中在輯四“回眸”,有作者遲遲終結求學摸索的狀態,或年少時的苦悶,以城市角落的藝文風景自我餵養。即便如此,“我”也有疏離的時候,在一篇寫女身獨身自持的處境(〈煙花〉),“因為不疼痛,臍帶到她們這邊一刀切落,此去無路,這讓她們注定失去深刻的感受能力,為人情薄而淡漠”。“老少女們”想做自己身體的主人,可阻擋不了經期到來,卵子生起又凋萎。這裡也寫性事、孝親,鋒利地剖析薄情的生命切面,她以第三人稱書寫他人,也包含凝視自己。

散文是體現作者本色的文體,大多語言透明,但也有不透明的特質。透明,是讓生活中的書寫免去固定的形式,歸還自由。不管說理議論或生命故事,直白紀實所展現的抒情力道,避免散文成為精緻的擺設,徒留複製美文典範的形式。不過,散文仍需要技藝,又為什麼需要技藝呢?自我揭露難免涉及他者,傷害與摩擦是散文最難的見證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“月亮背面”,書寫越久越多,就越能感受到外來目光的重壓,是不管親疏遠近,都可以看見的難堪。

不透明,以詩的意象建構或者抽離的素描,也許是為了平衡袒露與介入的界線,試圖說服他人的過程。“這個狂亂世界的光景,時而高潮迭起,時而光怪陸離——我嘗試盡力在內在韻律和世界觀之間,尋求某種和諧。”引卡爾維諾的備忘錄,我認為不止詩與小說,如今不再囿於善美的散文,亦可以變換姿態舉起各種現實。

——刊登於《星洲日報·文藝春秋》22.7.2022

成為「我」

(從車窗望出去,風景一幀幀往後退,你可以看見外在,沿途記錄。)

感懷偶爾離開尋常,特意遊移走路的時間。固執地隨身帶著一兩本書,想著路上打發時間,其實夜間回到住宿處才有機會翻上幾頁。背負想看的卻沒時間看的書,也帶與當地相關的書籍,無論歷史紀實或文學書寫。這多少帶著自省的目光——盡量撇除自以為的想像,自覺於入侵他人原有生活秩序,也不想粗糙地留下煞有其事的印記。

拾起一片停留在2019年尾巴的風景。11月的台北非常舒適。沒有綿綿無盡的春雨,盆地不再悶熱,灰色霧矇的冬季也還沒到來,空氣良好,野外的風透著蔚藍的清淨,天上還留著一些雲。這樣的天氣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,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,但大多就在窄窄的一個月裡。

路上大多沉默,也有不經意的交際。

一天清晨啟程,在劍潭準備一路往北、向上,到一個叫作冷水坑的站點。不必十分注意乘車方向,因候車處很多準備登山的長輩在排隊了。這是他們的日常。一列列的興致與精神,我忐忑加入,隨時被拆穿似的。

山路平緩,沿路散落的灰色小房仍有住宅的氣息,而我不時緊盯站名。或誤認我是臨近大學的在讀,席間一個婦人向我探問,哪一個站點比較靠近步道入口。在異地移動,旅人之間樂於指路或解釋,好像互相認出頭頂的一片葉子。但是她的依賴與信任,竟令我覺得過客與在地人的身份面目朦朧起來。

到點下車,其他人都團團簇簇地散了,剩下我們二人。也許我有一些警戒,但仍然多話,為她再做心理整裝——路線長短、費時多少,邀她一起進入步道。

秋裡山林平和舒爽,氣候使得樹木較熱帶的沉靜。步道由大多有石頭木板砌成,並不難行。林間聽見蟲鳴鳥叫,只見幾隻顯眼的白色飛禽。先是一前一後走著,而她慢慢不見了。山中獨自前行約莫二十分鐘,終於看到分叉路與路牌,我決定在這裡等等,間中有松鼠前來討食。

許久,日曬漸顯,一群登山客經過,所幸她們都見過,她還在路上。

轉道進入七星山公園的入口,略有波折。會合以後,我們自然地交談、交換過去。她在桃園醫院當義工,領著車票優惠的報酬,獨自來走走。她大約與母親年歲相近,又覺得她可能是我的鏡子。不禁想像許多年後的獨行,還能不能如此毅力?

公園一片芒草依依,俯瞰盆地的城市風景,已被日曬照得迷蒙。她輕車就熟地到處抓拍風景,與步道上的沉重姿勢不同了。我以此為目的地,她則向上續行,應能抵達某個山頭。稍早的擔心顯得多餘,她更像輕盈的理想化身。彼時我們都沒有名字,就此分開路程。沒想到接下來世界巨變,自由的線顯然收束了許多。

當然還有許多擅長認識、行走異地的旅人,不是我。然而,失去自由時,仍然懷念散逸自由的時光,以及突然降臨、不可長久的美好際遇。

(然而道上忽明忽滅,窗上映著你的影子,似是照亮了某個內裡的角落,更是一張役者/演員的臉。)

隨之浮現的,是不擅移動的自己。但一定有什麼支撐著我,讓煎熬的心理不那麼靠前了。

最早或是移居。與過去不同的是,新家有個梯子,陰翳二樓帶來一些想像與陰影。梯子最上面就是房門,沒有緩衝的空間。最初搬來的一年,打開房門就發現暴骸——大人將所有家當堆擠在一個房間,想著逗留不長,並打算再回到原來的地方。但我實在什麼都不認識,甚至不懂言語,這段不安定的記憶還在身體裡,就此度過多夢的童年。

或是家中無止境的公路之行,只因追逐父族遺跡,城外四散的親戚。一年之中總有幾次,父親拖家帶口穿過市中心,來到另一端城郊相接的遠方。而且常常偏離原路,眼前沒有導航與指南只有未知的地名,誤入歧途只能憑藉直覺回去。分不清眩暈源自脾氣衝動的駕駛,還是在陌生親戚家的枯坐半日。那部老車冷氣強勁,後座的只得困在半睡半醒之間,竟似人質,所有難堪不適卻一次次撐過去了。

為了免於顛簸,也曾室內安坐,和房間一體雙生,依靠電腦熒幕折射自我與外界。直到離開校園後的空白期,開始計劃長途遊蕩。以鐵路、巴士、腳踏車,跋涉到山海邊緣——這些都不算曲折。反復出走,怎麼不可能遇到逢魔時刻?夜裡海岸迷人,貪戀逗留至月色清明,卻不察身邊悄悄聚集了野狗群;騎車到一百公里以外的景點,途中瞌睡來襲。諸如千鈞一髮的時刻,才心生懷疑:為什麼我要來到此處?可經過一段日常沉寂,還是甘願不辭勞苦來一趟漫無邊際的異地行旅。其中的苦勞與風險,並沒有隨著地圖上路徑的顯現,或者遠離那樣的日子而變得微小。

(在尋常與散逸之間,我們有時傾斜於後者。於是一再遭逢,甚至主動投入、隱形,成為觀看者,直到在那邊認出另一個自己,最後回到現實的位置。)

那些夜裡回到住宿處,準備歇下時拿起隨身的書。閱讀其他人的抒情與敘述,平實或曲折,習得言說的方式一如交換面具。面具固然是負擔,一如旅路上的難題,留下的酸痛,但也是其中一種篤定的積累。試著書寫,撿拾重組碎片的過程中,也順著線索繼續生活,反之亦然。

(事後回看,赫然發現,過去的你早已指出未來的秘密。)

——刊登於《星洲日報·文藝春秋》2022.8.19

史前生活

似乎九十年代的家庭都會有一台紅色小轎車。當時,每個黃昏都屬於電視機,一部接一部的香港連續劇。有時碰上劇集大結局,大人無暇看戲,也會吩咐小孩子錄起來,留待重播。

我家曾有一餅錄影帶,貼紙上寫著的是「主題曲串燒」,那是小孩子自己燒起來的。雖然不知道下一檔連續劇是什麼,只要是連續劇的片頭曲,都會一一錄在這卷膠帶裡。錄影之前通常會重溫一遍,停在最後一首的結尾,暫停、轉到第八台,等待劇集開播,按下錄影鍵。

錄影帶當然早已消失了,在CD、DVD相繼出現之後,一一如同史前生活的痕跡。記錄的工具陸續被壓縮,變成隱形的大雲端。在聽一首歌、看一段影片不必等待緩衝的時代,經驗由此快速流轉到每個人的眼前。

然而,我的經驗出口並不是那麼清晰分明的階段。從繁複的記錄手工藝,到少年時流行起來的文字衝浪,其中多少都有些重疊的軌跡。寫作多年,人們總是問起,為什麼開始寫,誰引導我寫。而最初寫作的時候,線上的隨意遊蕩和文字記錄非常重要,如今它們成了時差的贈禮。

來到2011年9月初的台北,友人帶我到公館,穿過幽暗且貼滿海報的樓梯間,來到地下的唐山書店。封閉的室內排列種種人文學科的書籍,四周看不見外面的時間,感覺像是市中心的防空洞。一番探索後,友人推薦我買下了一本書——《與死者協商》(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,麥田,2000)。

這是Margaret Atwood在大學談論寫作的演講內容。作為留學時期買下的第一本書,大概也埋設著某種隱喻。她說,寫作的人童年各有不同,常見的共同點應該是獨處與閱讀。那是1940年代的多倫多,學校圖書館可以找到的都是健康的文學小說、民間故事,讓還是小學生的她傾注安全的熱情。然而,當她陳述早年的成長經驗,卻否定了這些生活中找到的因素,並不是她走上寫作之路的關鍵。

十多年前的我無法領悟這提點。順著他人的疑問,回憶寫作之初,所能解釋的離不開:通過老師引導、閱讀習慣,或者是參與文學獎、文學營等環境給予的演練。中學時期經營部落格的幾年時光,我與其他人在夜裡頻繁交換心情。也會背離白日規律的路線獨自遊蕩,無盡延伸、隨機跨越到未知的領域。在作家安置的文字平台,發現文學貼近當下的描述,也窺看作家的作家,好奇於他們的文學地圖。

重點或許不在自小對文字的癡迷,或參賽留下的作品;也不是企圖記錄生活表象的心情日記,或任何外來的推動力。回到書中的提示:「不問其他作家為什麼寫作,改問寫作是什麼感覺。」如果說有什麼使人不斷書寫,而歷久不衰地驅動著寫作的人,大概是蒙昧昏暗之間閃現的亮光,一段在黑暗中摸索的過程。雖然那一道光的閃現,有時只讓自己看清楚房間裡的事物,那樣小範圍的、原地的景觀。

我想,這並不只存於寫作,它在閱讀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——我們必須跟著作者提供的明暗線索,始終掙扎著前進,雖然並不知道最後被揭露的地圖形狀如何。

在窺看作家的作家時,十五歲的留意到袁哲生這個名字。於是遠到市中心的紀伊國屋書店(小說裡還夾著一塊錢的巴士票根),尋找書寫時間和寂寞的故事。他過世不過五年,最後一本書是紀念合集《靜止在——最初與最終》(寶瓶,2005),收錄短篇中篇小說、閱讀札記、隨筆等,字級相當小。當時我也買了另一本小說集《秀才的手錶》(聯合文學,2000),直到近年中國後浪出版社重新推出簡體版,我才找到《寂寞的遊戲》(2017)。

讀袁哲生,吸引我的除了時間命題書寫,悲傷與戲謔的童年敘事。以〈秀才的手錶〉為例,小說中的「我」回憶起小時候經常陪秀才去寄信,並預測郵差出現的時間。他自恃擁有一隻運行精準的手錶,以為能贏得這場比賽,結果還是輸給不識字的小孩。

袁哲生在自序裡寫到,他自己也不願相信,秀才是個真實的人。我也曾懷疑,秀才是否真實存在?「每隔很長的一段時間,我才撞見他一次:當四下全然枯寂而甜美的時候;當玻璃窗上的雨水不再蛇形游動的時候;當保齡球撞倒球瓶卻未發出聲響的時候……。這些偶然的時刻裡,秀才便會用他怪誕的手語向我說話。總而言之,當我也不是人的時候。」繼續讀下去,發現秀才其實形象虛浮,卻是最沉重的虛構人物。

秀才偏執,無論冷天熱天總穿著西裝外套、每天寫厚厚的信寄往無效的地址,反復栽入徒勞的事。災難發生的時候,他一臉茫然,也不懂得逃走,直到看見路過的郵差才像醒過來一樣,急急忙忙追上去。最後為了追上送信的火車,因此賠上性命。

聽力過人的「我」,能夠捕捉郵差騎著腳踏車抵達的時間,提前知道沿街叫賣的粉圓冰來了。拾起秀才留下的手錶後,卻發現四周慢慢沉寂下來,幾乎聽不到一點聲音。不久前,「我」的阿公也為了應對算命的預言,想要計算日子而買了一隻手錶。

不管願不願意,這個在燒水溝並不普遍的工具一一影響了當地人的生活準則。它的對立面是身體裡的時間、本能的感知。作者設計的衝突指向一個問號,那就是生活裡即將降臨的未知,比如寂寞,比如死亡。“與死者協商”,正是寫作的人委身走入這蒙昧昏暗的地方,背負恐懼、慾望等投射,用想像讓自己和讀者感受刺激,才可能暫時搖晃動彈不得的處境。

最初閱讀的時候,我未能清晰指認小說家技術背後的核心概念。後來我所學習的分析批評、文學概論能夠培養更好的文學眼光,訓練一套詮釋方法。繼續往前走的話,當時的感受和體會勢必經過考驗。破解虛構的魔術,拉開一段距離,是否還能被打動?單靠直感而生出的幽微啟示雖然稍顯脆弱,現在回看,它實屬早年珍貴的經歷。

書寫離不開生命經驗,除了記錄更是一種揭露。小說家的向內探索後來還留給我關於自我、主體的思考,客觀現實邊界的細膩風景。我們如何挑揀經驗素材,最終會指向「為何寫作」、「寫作的感受」。房間裡的事物是什麼?對現在的我來說,或許是隨時被取消的經驗世界吧。

——刊登於《星洲日報·文藝春秋》17.6.2022

【業餘者說13】告別《南洋文藝》(下) 回到報殤現場,再思本地文藝平台

整理/盧姵伊

原文張貼處

續上篇(告別《南洋文藝》(上) 潮起潮落——回首《南洋商報》文藝副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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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淑芳對「南洋文藝」「被結束」深感沉重:「剛剛聽張生的演講,我再度有一個感覺——文學曾經對群眾產生影響,可以憑著創作、寫作、出版、印刷自力更生,文學本身可以支撐文學的時代可說是結束了。現在寫作無法維繫生活,而銷售純文學的出版領域非常很吃力、充滿挑戰。」

賀淑芳曾擔任南洋商報副刊專題記者,在「南洋文藝」發表第一篇小說。後來出版小說集《迷宮毯子》(2012)、《湖面如鏡》(2014),小說內容提及報變,都是經驗之談。她感歎報章為文學文化開風氣之先的責任感式微。「馬華文學長久以來的發表空間依賴報章,但是在報章的立場來看,為什麼要負責推行馬華文學?華社希望報社推動、促進、教育群眾關於繼續認識、繼續深化文學文化,而非只是新聞傳達、廣告,進行單項傳播的位置。 」

《南洋》易主與版位記憶

2000年4月加入《南洋商報》副刊,任職至2004年8月,這四年也是她重提創作之筆的重要階段,投稿至「南洋文藝」。

「南洋文藝」被關閉的消息傳出,文界感歎,賀淑芳同感惋惜——一個時代結束了,一個歷史悠久的版位畏縮消失。「南洋文藝真正有影響力的時代結束了。像我這樣一個寫小說的,曾在《南洋》工作、旅臺,第一篇〈墻〉,後來的〈黑豹〉,都是在張永修主編的版位刊登。生平第一次有人幫我做作者專輯,也是『南洋文藝』年度文人的專輯。我非常感激、高興。」「南洋文藝」版位留給賀淑芳的記憶跟關心,令她無法忘記自己在副刊的位置與工作日常。「永修(坐)在我的後面,包括宗教版的編輯,永修也同樣是商餘版的編輯。三四位編輯,我們下午經常一起去食堂喝茶聊天。」

約莫2000年底的工作日常,已隱隱浮現風雨前夕的消息。「加入南洋商報不久、剛開始寫作投稿時,已經開始聽聞馬華公會收購(《南洋》)的消息……所有事情的開始就是不能證實的傳聞、流傳。我們只是聽說,不是很確定。事情還沒發生,就繼續生活。」

「2001年5月某天黃昏,華仁控股買下《南洋商報》大部分的股份,《南洋商報》不再屬於豐隆集團。」賀淑芳語速放緩。「那真的歷史上非常困惑的時刻。是不是註定,宿命就是這個樣子?有人來到這裡辦華文報,註定有一間華文報被收購,最後剩下壟斷的局面。從那個時候開始,就很多東西不同了。」報變之後她選擇留下,只因別無選擇,直到2004年。

剛加入的時候,賀淑芳覺得《南洋商報》在中文報界還相當有勢力。《南洋》副刊帶著新視野探索社會,有專訪、文化專題、評論性質的專題。雖然如此,收購之前,《南洋商報》也談不上是一個享有全然新聞自由的環境。她補充,馬來西亞的報業發展長期面對內政部的監控,提醒記者現在開始不可以用「阿拉」,或小心引述可蘭經文句,最好不要引用,以免引起問題。「甚至有一次很荒謬,如果要放回教堂的照片都要很小心,可能會有問題。」

一家報館,一旦隸屬於政黨,就會失去公信力。2001年5月28日馬華政黨收購《南洋商報》,引起華社不滿,報館的運作有了急劇的改變。直至2006年10月,馬華公會經中委會決議脫售21%股份給予常青集團,即《星洲日報》社長張曉卿的私人公司。很快的,2007年,張曉卿整合星洲媒體集團、南洋報業以及香港的明報,成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。2010年9月,馬華公會全數脫售手上僅有的世華股份。528報殤造成的媒體壟斷,華社一片反對之聲,更有百名評論人聯署發動罷寫運動,拒絕供稿給常青集團旗下的媒體。

如何開啟下一個文學時代?

賀淑芳離開《南洋商報》後,深刻意識到「南洋文藝」對馬華文學的貢獻與影響。也許不如帶有文學獎宣傳品牌的星洲「文藝春秋」亮眼,但意義深重。對於報業壟斷,賀淑芳始終懷著矛盾的心理,譬如對於反壟斷罷寫事件,群眾號召不再供稿給常青集團下的報業。當時在《南洋商報》工作,身為創作人的自己也希望作品得以發表,面對媒體壟斷以及罷寫運動,面對選擇立場的兩難,由此感到心情複雜。

自報殤事件,賀淑芳不太願意供稿給《星洲》。直到留臺返馬,發現電子媒體已經漸漸走進人群,電子媒體的影響力也許不比紙媒,但某種空間的打開,也化解了當前的尖銳形勢,發言與資訊平台的矛盾暫時平息。因此,多年過去,她才寫稿給《星洲》,不過還是比較願意支持「南洋文藝」。

「如果可以的話,也許有一天,如果《南洋》可以脫離《星洲》、如果奇跡出現,《南洋》再獨立運作,事情會不一樣。」

懷著這樣的期望,直到2017年12月,「南洋文藝」告別讀者。

「可是這件事幾乎沒有轉圜的退路了。不只是那個時代結束了,甚至包括說,有一個有影響力、時間積累的文藝版空間也結束了。同時結束了等待和期望。打從被收購,(我覺得)這樣的結局遲早到來。」

華文報媒體壟斷的陰影下,2016年更傳出「商餘」綜合副刊縮減一半的版位,改為星期三至星期六出刊,不少文學愛好者群起簽名聯署呼籲保留「商餘」。賀淑芳說:「不斷縮減版位、奇怪的稿費分配……把那麼有時間性的一份報章吸收,整個世華媒體最後竟然只剩下本身經營的『文藝春秋』。」

賀淑芳覺得多元的文學空間消失令人感到失望,「成熟的社會應該不允許發生這種事情。一個社群的文學空間,有影響力的文學空間不能只剩下一家。這也是壟斷的一種犧牲。」「南洋文藝」有自己的獨特歷史,是另外兩家文藝版難以媲比的,不只是版位歷史,還有「南洋文藝」的編輯。

「文學的時代徹底消失了。」

文學價值與小文學

賀淑芳認為,當文學很難以自身的生產維繫生存,就需要sponsor(贊助)的資源繼續下去。要建立一個網站是昂貴的,必須將資本、資源跟文化環扣起來,不能從虛空、抽象的理想產生。「沒有資源就不可能發生,沒有資源就沒有可能。」

文學藝術發展至今已和一般消費觀眾有距離,也不如通俗文學那般暢銷。嚴肅文學常被視為無用、非實用。但是,拉開距離才能讓文學藝術自由發展。如此充滿挑戰的處境,必須有贊助,才可以維持版位、支持作者以及維護發表空間。「尤其現代主義洗禮後,文學越來越精緻,文學語言可能複雜晦澀。但我們需要這樣的無用和不實用,我們不能期待文學是一個對社會有利用價值的東西。」

「它應該是心靈需要的一個風景。」

審查言論的空間並不自由,社會批評的尖銳必須過關斬將,經由編輯、總編輯簽名審閱,把「危險」的地方攔下來。文藝空間縮減的這幾年,特別是報業壟斷以後,《燧火評論》、《當代評論》等評論網站引起各界注意,「尖銳且火力十足的評論很受歡迎,馬華社會也需要這樣的聲音。」

可是文學書寫迂迴,其中包含批評或更多,可以包藏更深沉的東西。由此抵消了極致的衝突,文藝或許比較容易找到生存空間。「但文學有這樣的吸引力嗎?現在看來,沒有人投入資源,沒有文藝的網絡空間,一個包含作家採訪、深入報導文藝書寫或發表文學論述的場域。在地多閱讀來自中港台的文章文字,但馬來西亞也有自身的寫作隊伍,為什麼沒有信心承辦、成立這樣的平台?馬來西亞的教育系統的確缺少培養文學的條件,而論述或屬於純粹的美學探索的培育貧乏,因此沒有信心建設,看不見更多的可能性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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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談人 張景雲(左)、賀淑芳(右)

創作者期盼自由、多元且有影響力的藝文平台

「我覺得一群人、一個地區的文學,其書寫的信心需要經由無數失敗的磨練,才能產生激蕩、取暖的可能。這樣才可以造就寫作群體,彼此鼓勵,可以看見更多可能性。密切的關係可以互相支撐,碰撞出靈光閃現、不同觀點的分享。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,文學觀點持續磨銳深化,就像一群人共同燃燒,促進某個文學觀點,蛻變成深刻的可能和奇跡。」賀淑芳認為群體交流非常重要,即便大環境有所局限,詞庫貧瘠,或純文藝古典訓練匱乏……如此一來,久而久之,小文學裡的讀者和作者就會相信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不錯的、精彩的文學。以後就不必再質疑,「怎麼可能寫一本書?」自動畫地自限。

文學創作當然是在孤獨中探索可能(大課題或小事,或許現在文學術語還不能解釋概括的東西),但是也會因為交流而相應產生變化的。「我覺得要有更多的空間,而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感到貧乏和失望。我希望『南洋文藝』消失了,至少網路上可以創造。不管是部落格的形式、還是臉書的形式。」這樣的平台面對一個難題,即如何塑造品牌,如何產生影響力和公信力,得以網羅作者、作品。「要怎么建立這個空間,還是要有那麼一個編輯努力經營。」這樣的建構也許困難,其中有一層抵抗的意義,但不保證成功。雖說抵抗,但賀淑芳更希望藝文空間擁有自由,並不是服務於政治或社會運動等偉大意圖,不可缺少的還有審美、美學,藝文空間還需是一個提供文學探索可能性的地方。

除了收納文學闡述、藝術討論,安置生存內部深層的作品,新的藝文空間在罷寫運動後尤其重要。「因為這個事件,在平面紙本空間,有一群人消失了,我們看不到另一個風格的書寫。如果有另一個空間得以發揮各種書寫風格和形式,我們會看到馬華文學不一樣的拼圖。這需要有一些資源和空間,冒現新事物的土壤和生態就不一樣。」賀淑芳以有人出版社為例,這麼多年來為馬華文學出版品建立信心,令陳舊的出版風貌煥然一新。作品如何展示、如何面對群眾,仍是首要考量。「我覺得,如果有能力,真的要有多一些空間。作者花心思寫東西,沒有能見度,沒有影響力的地方發揮自己,是很沮喪的。因為創作者在萬分孤獨中書寫,目的是希望作品出來交流。」

賀淑芳提及,一個編輯對於形塑一個藝文平台是很重要的。「編輯在這個位子上可能是長時間的,十年、二十年……他是一個文藝掌門人設定下來的場域,審稿、編版,幾乎肩負所有的工作,他有版位的主導權。如果一個刊物無限收容收納,不審稿、不篩選,刊登所有來稿?結果是很奇怪的,它不會產生prestige,一種榮耀悍勇的心理。」賀淑芳覺得這個是一個作者心理獨特的慾望,是很難避免的。因此,一個藝文平台的開拓需要更長的時間。

一個群體社會裡面,有更多元的空間,會不會就不同?「以報章版位來說,是越來越少了……《東方》每個月都會邀請作家,我們也有《光華》的文藝版,網上也能看到文藝版的文章。但《東方》銷售量很悲慘,賣世華的報和東方又不能兼容,《東方》很難發展。」如今好像只剩下花蹤文學獎和〈文藝春秋〉,文藝空間的能見度真的被壟斷了。賀淑芳覺得好的文學網站經由編輯或一群人經營,可以促進整個文壇生態。這樣的網站也可能涵蓋各種各樣、比較有活力的內容,比如公共藝術的討論等。因稿費等支出,資金上需要贊助,相當困難。因為馬來西亞這個國家並不負責文藝事業的發展,必須由民間自發深度經營,收納文學藝術評論,以期培養論述的人才,提供交流的場所。

也談文界與報業生態

經賀淑芳講述報變與文藝版的記憶,張景雲補充文藝界與報業的生態:「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有三個基礎支柱:華文教育、華文報、馬華文學。馬華文學寄託在報章文藝版,不只是一個本地文藝的傳統。從1920年代至今,因中國新文學運動之後受到啟示,馬來亞報章也開始有文藝版,這是一個移植過來的傳統。華文報的文藝版,資本家怎麼看是一回事,但文化史上有一個不能夠抹殺的地位和價值。」

張生自嘲,自己曾向朋友開玩笑說,馬華文藝要進步、提升,就應該不要有文藝版。馬華作家不應該給文藝版寫作,而是給文學刊物、期刊、或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寫作,這樣才能夠提升。「這個話在這個馬華文學生態裡面,是有一點矯情,也好像要求得太苛刻了。」

文藝版的消減、「南洋文藝」停了,有什麼影響?「我的想法是,老話是這樣說的,大自然是不喜歡有一個真空。有一個空白,就有其他東西進來填補。而甲的消失,乙的出現,並不是佔有甲的空間。沒有兩件事物可以完全一樣,其作用和影響力都不同。『南洋文藝』結束了,就好像淑芳所說的,有其他的東西出現。不管是網媒,還是平面媒體;有人贊助或小文化人自力更生掙扎求存——各種各樣的浮現。我覺得這是生生不息的。最重要是文藝寫作人有沒有內在的動力?如果集體的內在動力存在,而且生命力很強的話,沒有一個甲載體,就會有乙。總會想辦法找出路,不需要太悲觀。」

文藝版的消減跟整個媒體生態、整個環境有關。馬來西亞華文報如今是壟斷的局面,
「回看歷史,由陳嘉庚創辦的《南洋商報》,即是一些人做了對不起這位老先生、他的精神的事情。這些人不是跟陳嘉庚有意見的人,都跟他關係密切的。」

一家報館的股權由一個私人企業掌控,在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例外。張生舉例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盛頓郵報》。但張生反問,「為什麼要掛牌?一掛牌危機就來了,財狼就在門口等著。我這樣講,就是,什麼人造成這樣的局面?」《南洋》被收購後,上層將其定位成財經日報。「財經報銷路不廣,並沒有什麼條件做成一個大報。較早的時候,中小企業的業主都不會看英文報。現在中小企業,即使是受教育不高的,都會看The Edge還有Focus。」

張生提出,壟斷是一種市場的狀況,即市場佔有率80%。「不一定是100%,世華集團的報份在半島至少超過80%了!我們《南洋商報》有什麼作為呢?如今只剩下四個字。但這四個字還有價值,還有good will(信譽、願景)。淑芳聽到文藝版要關門,很痛心,這是good will。如果《南洋》還有人收購回來,重新振作,讀者回來買報,也是一個good will。所以,這四個字還很重要,很有價值。但是張老闆會不會賣?我猜想他不敢關,關了即是千古罪人。但他也不敢賣,因為後患無窮。現在拖著,怎麼辦?要等老人家百年以後,第二代觀念不同,再來賣吧?」

張生談及文學界裡派別的問題,一個文化界很自然的現象——小圈子。「基本上,搞文學創作、文學評論的人,藝術或美術的人,都是小圈子。小圈子是很重要的。左派的人看到小圈子,會以批判的角度來看,認為這樣不健康。簡單來說,現代派、有現代主義傾向的寫作者,不可能跟現在堅持所謂現實主義的寫作者共同搞一個刊物,同人出版社。同人,就是接近傾向的人。我們在討論馬華文藝、馬華文學,是不是也要考慮流派和小圈子的問題?我們講《南洋商報》的文藝版。永修這些年來擔任編輯,重視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。不管是創作還是評論,我們在談《南洋文藝》的時候,沒有把眼光看到更遠的角落。小圈子是文化界很自然的傾向,自有其積極意義。我覺得討論文藝出版、編輯工作的時候,必須留意到這一個現象。」

至於賀淑芳所提及的,紙媒之中文學版位能見度被壟斷,只剩下《星洲》的《文藝春秋》以及花蹤文學獎。張生提及,花蹤文學獎與他想象中的文學獎是不同的。「文學獎項在我想象中,不是這樣辦的。花蹤是創作比賽,一開始的初選、複選,然後拿出成績。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,同樣的一個作者成為得獎常客。如果花蹤是一個正規的文學獎,應該有終身成就獎,(名稱上)也並非是一個終身成就獎。以諾貝爾獎的情況來說,頒獎詞裡提到、強調一個作家的最新作品。事實上,這就是以作家的創作生涯整個成就、發展,所累積的特質、風格等拿出來評。這是一種終身成就獎。那,馬華作家的終身成就獎呢?文學獎若用征稿的形式,等於是一種創作比賽。」曾於2015年第十三屆花蹤文學獎擔任馬華文學大獎評審的張生並不諱言,花蹤有很大的局限性。「當然,報館有自己的理由,其中宣傳成分居多。」

延伸閱讀:〈南洋文艺〉以后,不说再见的副刊

【業餘者說13】告別《南洋文藝》(上) 潮起潮落——回首《南洋商報》文藝副刊

整理/盧姵伊

原文張貼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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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南洋文藝〉於2017年歲末與讀者告別,主編張永修發表〈不說再見,「南洋文藝」1985-2017〉,並在面子書宣佈停刊消息,讀者與作者紛紛留言,對於版位的消亡深感可惜。張永修先生從1994年編撰「南洋文藝」至今,「鑄造南洋文藝」可說是一部橫跨21世紀的馬華文學發展簡史。除了文學盤點與回顧(「出土文學」(2006)、「年度文人」(2002)等),也與國內外時事結合(「文學反稀土廠」(2012)、反戰特輯「以詩抗戰」(2006)等)。

隨著「南洋文藝」告終,文藝版位的縮窄與消失將如何影響馬華文學的發展?我們還可以在哪裡建立、開發文學空間?報章紙媒仍然看重文化文學的推廣嗎?

業餘者在2018年1月5日邀請致力於文化批評的前媒體人張景雲,以及前《南洋》副刊專題記者暨馬華小說創作者賀淑芳談「南洋文藝」的結束及種種。此系列文章皆按講者敘述補充整理而成,藉由《南洋商報》文藝版一窺報章媒體生態與馬華文學之間的關係。

【南洋文藝史中不可忽略的兩個時期】張景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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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景雲先生在1976年至2000年之間於《南洋商報》任職(曾有數年轉職至《新通報》),離職前任總主筆。他在1990年代所主持的論壇〈景雲沙龍〉引領了馬華社會的文化和政治評論,也培養了不少評論人。

  1. 六七十年代的「文藝」:新馬共同的現代派文學窗口
《南洋商報》文藝
19 July 1967 南洋商報 文藝
1967.07.19 《南洋商報·文藝》

張生提及兩個時期、兩位編者——姚紫、梁明廣(完顏藉)——皆是《南洋商報》副刊主持文藝版的歷史重點,對文界有很大的影響。「若有人要寫南洋商報文藝副刊歷史,這兩人是不能夠忽略的。」1968年,前一任「青年文藝」副刊主編杏影去世,《南洋》文藝版位由完顏藉(真名梁明廣,1938-)負責。完顏藉原是電訊組主任(負責國際新聞)。南洋大學現代語文系畢業的完顏藉,從學生時代開始從事文學活動,擅長寫詩,是1970年代現代派的著名詩人。

前一任編者杏影的「青年文藝」多用「勞動人民」、「現實主義」的作品,也特別看重年輕寫作者。完顏藉不再選用之前現實主義傾向的文章,文學的風氣也開始改變。張景雲點出,「當時刊出的小通告,作用非常大,可以說是開啟現代派的閘門。許多現代派作家都紛紛投到新的文藝版,版位改名為兩個字——『文藝』。」

當時還在南大唸書的陳瑞獻(牧羚奴),已經開始投稿到杏影所編的「青年文藝」,直到完顏藉主編「文藝」時,更大量刊用陳瑞獻的作品。以下節錄完顏藉1992年為陳瑞獻選集寫序的文字:「1968年我編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副刊「文藝」時,立意使它成爲新加坡華文文藝海洋中的一股新聲浪。許多作者以新的寫作態度創作的作品,於是源源向『文藝』投來……『文藝』在1967年7月19日,用幾乎全版的篇幅刊登他(陳瑞獻)的小說〈平安夜〉,並接連六期,分別以半版的版位,把它刊完。後果是:不少人爲〈平安夜〉吃驚;有更多人(包括我當時的許多同事,已故的歹羊先生(楊文穎)是其一)叫好。」

李有成回憶1960年代的文學往事提及,「在文學上那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年代,梁明廣(完顏藉)扮演的角色因此非常重要。他在《南洋商報》主編的文藝版水準很高,敢於採用一些比較試驗性的創作,同時譯介了不少西方現代文學作家與作品,為沉悶的寫作環境帶來了一些朝氣和新意,因此吸引了不少年輕作者與詩人。」

完顏藉於1968年擔任「文藝」編輯,距1965年新加坡被東姑逐出大馬聯邦、新馬分家不久,《星洲》和《南洋》後來才進入馬來半島。政治上的新馬分家並未立即中斷人文、文化之間的交融,當時《南洋商報》文藝版多是開放給全馬來半島,很多早期的現代派的作者,都將詩、散文、小說投到《文藝》。張景雲借用完顏藉的說法:「(『文藝』)開了一個現代主義的窗。」完顏籍和牧羚奴合編「咖啡座」(1978-1983),屬於星期日當中的小副刊、一個小版,是兩人共同寫的版位。雖然當時還有文學刊物《蕉風》,現代派的作者也會在上面發表文章,可是完顏藉所編的文藝版,推動了現代派的文藝思潮。

延伸閱讀
【相關特輯】〈山巔上跳躍的羚羊:張塵因〉「南洋文藝」https://freesor.blogspot.my/2010/09/blog-post.html
【編輯簡介】梁明廣(1938 – ),高級編輯,詩人。筆名完顏藉、黎騷。原籍海南瓊海縣,1945年移居新加坡。南洋大學現代語文系畢業。學生時代就開始從事文學活動,擅長寫詩,系七十年代現代派的著名詩人。曾任《南洋商報》編輯、《聯合早報》高級編輯。他的作品體裁和主題都比較廣泛,除詩歌外,還有雜文、小品、評論、遊記等,常見新加坡报刊。已出版的著作有《新加坡十五诗人诗集》(合集)、《填鸭》等。http://www.jhgv.com/jtlc/ShowArticle.asp?ArticleID=3219
【相關人物】年輕時,瑞獻已見鋒芒,常有文學作品在南洋商報楊守默(杏影)的「青年文藝」發表。梁明廣(完顏藉)主編《文藝》時,更大量刊用瑞獻的作品。白垚與姚拓為了物色蕉風編輯,經李蒼推薦(見483蕉風,1998,頁82),曾南下找瑞獻談過。接編蕉風時,瑞獻還在南大唸書,年26。http://freesor.blogspot.my/2009/11/blog-post.html

【相關文章】李有成〈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學往事〉星洲廣場2011.03.13 http://www.sinchew.com.my/node/1221905

【相關訪談】〈張錦忠答客問:馬華文學與現代主義〉「南洋文藝」 「60年代中葉,星馬分家,成為兩個政體,但就馬華文學而言,長堤兩岸仍然互聯,對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來說尤其如此。先是周喚革新《學生週報》的《詩之頁》進一步推動現代詩運。接著是梁明廣(完顏藉、黎騷)在新加坡執編《南洋商報》的兩個文藝副刊,作者頗​​多聯邦人。」 http://freesor.blogspot.my/2010/11/blog-post_28.html
  1. 從小說創作到文藝編輯——姚紫的「世紀路」(1949-1953)
《南洋商報》世紀路
7nov1953 世紀路 最後一片藤葉 o henry
1953年11月7日「世紀路」 最後一片藤葉 O·亨利(O Henry)著尤拉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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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1月1日 元旦特刊 左下姚紫〈迎春草〉、右下魯白野〈寄姚紫兄〉等。

再往前推,張生提及另一個較重要的編者,姚紫。張景雲覺得早期的文學編輯當中,姚紫是最會編文藝版以及文藝刊物的人物。他離開《南洋商報》後,曾策劃出版《文藝報》月刊。「看看目錄,就知道姚紫那麼用心,那麼有創意。後來他在《新明日報》主編文藝版,是個非常傑出、出色的文藝編者。」

姚紫(原名鄭夢周)1920年生於福建泉州安海鎮,1947年從中國南來,他在家鄉的文藝界已小有名氣。和其他中國人南渡的移民軌跡一樣,他通過地緣組織如宗鄉親會館建立人脈,藉此尋找生計。在新加坡福建會館的道南學堂執教時,姚紫同時投稿到《南洋商報》,他所寫的中篇小說在「商餘」上連載。

「你可以想象嗎?『商餘』連載中篇小說,這是當年《南洋副刊》很特殊的情況。」這兩部中篇小說分別是〈秀子姑娘〉(1949)和〈烏拉山之夜〉(1950),紅極一時。《南洋商報》更將《秀子姑娘》納入《南洋商報》叢書印製出版,當時達到三刷,總印量一萬六千本的盛況。1950年3月7日《南洋商報》刊登《烏拉山之夜》的出版消息,初版即一萬本。《南洋商報》叢書後來的出版品很少出版小說,可見其殊勝之處。

姚紫告別讀者 16jan1954
姚紫告別讀者 16jan1954 世紀路
1954年1月16日姚紫〈告別本報讀者〉

因小說大紅、暢銷的機緣,姚紫得以進入《南洋商報》編文藝版,版名為「世紀路」。除了「世紀路」,也編婦女副刊「家庭與婦女」版,為副刊注入一些新的社會議題,這也體現了他的思想。除了「世紀路」這個文藝副刊,他在《南洋商報》底下還出了一份期刊,叫做「文藝行列」月刊,是一份小小的、薄薄的報紙。「他是相當浪漫、個人主義的人,在大機構裡面呆不久。大約1953年,他就離開《南洋商報》了。」姚紫於1949年任職《南洋商報》,編了大約三四年的時間。他的一生離不開文藝寫作、編雜誌,甚至晚年都在想辦法籌備出版文藝刊物。後來擔任《新明日報》副刊「新風」的主編,直到1977年5月離職,又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寫作者。「(姚紫)即使到了晚年也還想著編一份刊物。」

延伸閱讀
【簡介】姚紫(1920-1982),原名鄭夢周,1920年出生於中國福建泉州安海鎮,祖籍福建晉江,1982年2月18日在新加坡逝世,享年62歲。曾用筆名有賀斧、符劍、歐陽碧、上官秋、舒仲、公孫龍、西門鳳、黑浪、吳笙、唐兮、司徒然、趙旭、魯明、向陽戈、裘射、黃槐、淳于旭、吳萍、胡加、胡茄和武吉巴兄等。他畢業於海疆學院史地系。姚紫於1947年南來新加坡。南來之前,已是廈門《江聲日報》的主編……1949年任職於南洋商報,主編過「家庭與婦女」版、「星期六」周刊和「文藝行列」月刊。同時,他也兼任了《南方晚報》副刊「綠洲」的主編。在他所編的副刊中,「世紀路」對本地華文文學的發展最具影響力,栽培了許多當今知名的寫作家。http://zh.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.wikia.com/wiki/%E5%A7%9A%E7%B4%AB?variant=zh-my
【相關人物】莊華興〈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〉「劉以鬯在星馬雖短短五年,但在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上扮演了開拓者或先驅的角色。在上世紀50年代末,臺灣現代詩傳入新馬之前,劉以鬯已經更早在《南方晚報•綠州》和《南洋商報•世紀路》等副刊發表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。其時,《南方晚報•綠洲》由姚紫主編,這位編者集浪漫主義、象徵主義、現代主義創作於一身,在現實主義寫作氛圍的圍繞下,可謂獨樹一幟。由此,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,即介於1952-57年之間。」 http://hongkongcultures.blogspot.my/2014/03/blog-post_7.html
林湘〈葛里哥就是劉以鬯〉「1953年7月,他改任吉隆玻《聯邦日報》代總編輯,不久升為總編輯兼副刊編輯,過後出任《中興日報》編輯主任、《鐵報》主筆、《鋼報》主編。他也先後在《新力報》和《鋒報》任職過。1957年,他離開新加坡,返回香港。」
「在這段期間,他在各報副刊發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說、散文、影評等類作品。由姚紫主編的《南方晚報》副刊『綠洲』以及《南洋商報》副刊『世紀路』,就常有劉以鬯的文章發表。此外,例如《益世報》副刊『別墅』和『語林』以及《鐵報》副刊『鐵報副葉』也都有他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等筆名所發表的作品。」https://hongkongcultures.blogspot.my/2011/11/blog-post_6085.html?m=1
  1. 自行編譯撰寫內容,稿荒版位見報率低 —— 張景雲「文會」(1985-1988)

「我本身跟《南洋文藝》沒有什麼關聯,以前曾投稿一些小作品。」張生於1976年進入《南洋商報》,起初擔任新聞版編輯(張生用當時的說法,叫做「標題匠」)。張生申請到副刊組,除了編綜合版、國際時事評論,也編一個比較小的美術版。此版見報率不高,稿源極少,大部分是張生自己編譯,「很多副刊都是這個情況。」張生於副刊組任職的時間不長,大概兩年半到三年,後來轉為負責撰寫社論。

時任《南洋商報》的總編輯張木欽讓張生在副刊負責一個版位,張生命名為「文會」,為星期天副刊,主要刊登文學評論。「同樣見報率不高,每個星期只有兩版,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稿荒的狀況。」張生回想,本地投稿的有溫任平的弟子,如張樹林等。他們常常寫評論老師的詩。張生提起另一位投稿人:溫祥英。溫祥英翻譯一個民國作家寫的小說史理論,投稿到「文會」,一個星期見報一次。「一本專書雖然有分章,但還是不容易處理的。」張生接獲溫祥英的翻譯稿件,也會對照原文。「將英文理論翻譯成中文,往往面對翻譯過於僵硬的問題。若要翻譯得生動,就會變成再創作。高手當然可以這樣做,相對來說也比較冒險。」翻譯文學理論的內容,需考慮到底是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。張生表示審稿、選用溫祥英的稿件,相當辛苦。

「編副刊的經驗,數這些與文學藝術有關。」張生補充,當時《南洋商報》副刊與籌組馬來西亞寫作人協會脫離不了關係。1970年代初的《南洋商報》副刊「讀者文藝」,主編為鍾夏田。為了聚集寫作人,「讀者文藝」計劃組織一個平台,催生馬華寫作人協會(即是後來的作家協會),主要推動人是孟沙(林明水)。回想過去的工作崗位,五六個編輯共處的副刊辦公室,副刊主任柯金德多次向張生提起籌組協會的事情,「我不懂得合群,也沒有興趣。」

回到講座開始前一個小時,未開門的圖書館已經有聽眾在外等候。不久,張生獨自走進圖書館,摘下灰色帽子,選坐在最後一排,席間即有讀者趨前聊天、索取簽名,手中拿著燧人氏的《見素小品》(2001)、《云無心,水常東》(2001),還有1977年於人間出版社出版的詩集《言筌集》,收錄他於1958年至1977年以來的49首詩。

少年時期的張生喜歡中國詩人艾青的自由詩,當時現實主義派的詩都追隨艾青的風格。「張氏少年期的詩作隱約有艾青的影子。不過十八歲之後,現代的味道開始流露自張塵因的詩歌裡。」張永修主編《南洋文藝》時所做的第一期出土系列《南洋商報》,可追溯張生的文學養分以及文學傾向。張生從姚紫所編的《文藝報》開始關注馬華文學,提及幾位作家如苗秀、威北华、力匡的文學創作。他的藝術文化涵養不僅如此,也有來自英文讀物的啟發。從現實主義派的認識與啟蒙,到後來接受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影響,這就是張生的文學之路。張生回到詩人的身份,補綴自己的文學創作與《南洋商報》副刊的關係。「我也很少投稿,一直到永修編(『南洋文藝』)的時候,我支持他,給他一點東西。」

續:【業餘者說13】告別《南洋文藝》(下) 回到報殤現場,再思本地文藝平台

《南洋商報》部分副刊版名與編者年表

1923.9.23-10.27「新生活」綜合副刊

1924「學生文藝週刊」文藝副刊

1924.2.4-1933.01.04「商餘雜誌」綜合副刊

1927「洪荒」文藝副刊

1929.1.11曾聖提「文藝週刊」文藝副刊

1929「曼陀羅」文藝副刊

1930.7.26「壓覺」文藝副刊

1933.01.04-1936.12.31「曉風」綜合副刊

1933.01.21李鐵民、連嘯鷗、李紫鳳、李天游、薛殘、戴隱郎、流浪(劉道南)、張楚琨、有心(盧心遠)、王紀元「獅聲」文藝副刊 選用本地投稿之文章[1]

1937「商餘雜誌」綜合副刊 復刊

1937.2戴隱郎、張楚琨「南洋文藝」文藝副刊

1937流浪(劉道南)、張楚琨「今日文學」文藝副刊 (文學理論、文學批評)

1945.11.3-1946.2.22「椒林」綜合副刊

1946.5.1「和平」文藝副刊

1946.7.1「先路」文藝副刊

1946.7.1-10.17「社會新聞」綜合副刊

1946「商餘」綜合副刊

1949姚紫「世紀路」文藝副刊

1960 杏影(楊守默)「青年文藝」文藝副刊

1967完顏藉(梁明廣)「文藝」、「青年園地」文藝副刊

1968-1969林風「綠原」(北馬)地方文藝副刊

1969-1971黃堯階「綠洲」(霹靂)地方文藝副刊

1969孟沙「綠野」(南馬)地方文藝副刊

1970-1973 《南洋商報》(馬) 陳雪風(陳思慶)「青年文藝」文藝副刊

1971 《南洋商報》(新)完顏藉與陳瑞獻合編《南洋週刊》「文叢」星期天文藝副刊

1973.7.5-1985.10.2《南洋商報》(馬)朱自存、陳金祥、鍾夏田(鍾澤才)「讀者文藝」文藝副刊

1978-1983 《南洋商報》(新)完顏藉與陳瑞獻合編《南洋週刊》「咖啡座」星期天文藝副刊

1983 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《星洲日報》合並為《聯合早報》,綜合副刊為「商餘」、文藝版為「星雲」[2]

1985-1988《南洋商報》(馬)張景雲「文會」文藝副刊、鍾夏田「文星」文藝副刊

1985.10.04-1994《南洋商報》(馬)鍾夏田、柯金德 「南洋文藝」文藝副刊

1995 《南洋商報》出版「南洋文藝年選」叢書

1994-2017.12.31《南洋商報》(馬)張永修 「南洋文藝」文藝副刊

參考:苗秀《馬華文學史話》(1976)、張錦忠《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》(2011)、林蘇恬〈《南洋商報·讀者文藝》(1976-77)的散文類型和主題分析芻論〉、張錦忠〈豈容青史盡成灰:也談《南洋文藝》停刊〉、蕭雲〈商餘簡述〉聯合早報, 16 March 1983, p.47等。

[1] 本報日常副刊,原只「商餘雜誌」一種。近自每周特出「商飆」畫報,又將「商餘雜誌」改名曰「曉風」以後,所有文字圖畫,均以切合時代性者為準則。一時頗受閱者熱烈贊許;而許多在南國文壇上夙負盛名的作家,亦紛紛賜寄大作,以為本報光寵;本報欣受之餘,遂覺有另闢一欄專載本地投稿之必要,爰將該欄名曰「獅聲」。〈編者的話〉,《南洋商報》副刊「獅聲」,1939 年 12 月 6 日。轉引:曾維龍〈誰定義的文學?——以 1976 年《南洋商報》副刊為個案分析〉p.222

[2] 蕭雲〈商餘簡述〉《聯合早報》,編按:隨著《聯合早報》創刊,《商餘》擴大成為全版日刊,仍屬綜合性質,內容兼收並蓄原有《南洋商報·商餘》及《星洲日報·星雲》頗受歡迎的專欄,並增加清醒雋永及趣味和知識兼備的文字;至於《星雲》則改為純文藝副刊,另外負起推動新華文學的任務。

散文的真實?

回看有關“黃金之心”的討論,竟已十年。從那之後每每與散文相關的談論場合,總不能繞過能否虛構的詰問。最近和為數不多的年輕朋友聊起散文創作,赫然知道她曾參與的初中文學講座,其主講留下一則建議:“寫散文時或許可以全篇虛構,但最重要裡頭的情感是真實的。”

若單以這句作解,確實會引起誤會。一來略過了倫理與技藝的層次,也還沒釐清虛構的對立面。從爭議源頭梳理,逐步摸索非/虛構的倫理問題:在文學獎散文組出現的“山寨”身份背景,而評審無法以單篇辨識,往往出書集結或公開作者才露出端倪。

這幾年讀中學生或大專生的參賽作品,從一些細節發現破綻:馬來西亞可有冬季?一支啤酒可需要上千元?除了這些不合邏輯之處,也可以理解初學創作者正揣摩文字與生活想像,且未能把握文體與作者的關係。課堂作文如海邊野餐、記一個教訓等,通常與真實的情感無多關係。為了切題,無論有沒有親身經歷,大多以“我”的視角完成相關敘述。讓文字為自己所用,以書寫敘述生活諸事,是寫作的第一步。但另一常見的問題是堆砌細節,將所見所聞都盡數記錄下來,力求“真實”。

散文與生活無法分離,理解經驗更是一種技巧。不管文字還是畫面影像,文藝作品都是“其後”——後來的理解與當時的現實產生了距離。生活譬如河道,文學語言即是標本也是船上的符號。為了看清當時的情感、因認知有限而產生的困惑,所以不斷調整觀看的角度,追溯迴游,為那一段生活的截面找到詮釋的方法,慢慢構築出自我的系統。或許不限散文,如何審視經驗對寫作來說都是永恆的挑戰。

既然現實無法把握,那麼散文該如何接近真實?談散文的“虛構”(倫理問題)時,並不是指運用意象等書寫技藝,而是指文章中的“我”,和生活上的我是否契合。誠實對待,為的是相信審視經驗所帶來的發現和反饋(這些回顧未必有用積極,也可能是一處破口,無人看重、不曾留存記憶的失落之地)。那麼多人與生活的碎片一同載浮載沉,而我們撿拾排序,或是樂於看其他人梳理,是要還原當時場景,確認一次已知的答案嗎?書寫自己的經驗、觀察別人的來歷,並不是依附現實而已,更是介入現實。在生活的迷宮裡,事後我們也未必能獲取飛翔的能力,在上空俯視一切路徑的形狀。許多事情,“我”是唯一的親歷與目擊(孤獨的處境),而事情要比既定認知來得更複雜、某個價值在“我”這裡是怎樣的感悟——技藝為此留下主觀敘述,這是文學的真實。

試著回應問題時,我總想起創作初期經常生起的疑惑:該如何區分小說與散文?對比差異,可知小說較散文來得自由——小說,甚至現代詩的主體“我”,未必與作者相同。但文類的分別一開始或許不那麼重要,總要書寫後慢慢掌握文類意識、自覺。身為讀者,也會發現文類極其曖昧的重疊之處。比如自傳或小說的分別,需要依賴作者的聲明。雖然生活碎片經過技藝的轉化,形成有秩序的結構,我們還是能夠看見作者留下的影子和痕跡。在這個轉化的過程,散文還是擁有相當自由的書寫空間。

自文學獎的場域引發的爭議,是在隱去作者身份即難以辨別捏造身世之作的情況下,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係備受考驗。借1933年的魯迅文字回應當下:“所謂危機,也如醫學上的所謂‘極期’(Krisis)一般,是生死的分歧,能一直得到死亡,也能由此至於恢復。” 從〈小品文的危機〉也可以得知,“白話文學”以雅緻文筆表達情致,是針對白話不能作為文學語言的反抗態度。一再提起虛構問題或界定文類,並不能消除危機,但可以避免無聲息的死亡。

不管虛構與否,我們理應警惕什麼樣的表演與謊言呢?對創作來說,真正的死亡是如何發生的?這讓我想起卡夫卡寫的一則短篇小說〈飢餓藝術家〉。藝術家表演挨餓,即便席上無人,也毫無鬆懈偷懶的跡象。公眾視野斷斷續續,參觀者或多或少,開始時風頭無兩,後來風潮過了,他還像是路上一座固執的問號。他覺得自己還做得不夠好,觀眾的不理解也會引起他的憤怒。由始至終,他的飢餓不只是表演,而是對抗沒有選擇的一種方式,不得已留下的自辯:“原諒我,我實在別無選擇啊。如果我找得合適的食物的話,相信我,我絕不會故意驚動他人的,我會像你和大家一樣,每天吃得飽飽的。”

對藝術家來說,倒在草地上的一刻不是真正的死亡。後來取代藝術家的是一隻年輕的豹,看守員盡責餵食,絲毫沒有飢餓的問題。關在籠子裡的豹,手中的利爪絲毫不被囚禁減弱了威風,自由還留在它的身上。感受不太靈敏、最遲鈍的觀眾,也能從中獲取“舒服的休息”。大家應該不會再記起那個藝術家,他最後不是自豪的姿態,而是想著要繼續餓下去的心意。

對藝術家來說,在視野以外的地方,哪怕取巧些許,才是真正的死亡吧。這篇小說呈現的是藝術追求的極端處境,但也是對創作最嚴肅的詰問。又聯想卡夫卡想要自毀作品,或《月亮與六便士》那樣的故事,“我”的掙扎和世界的摩擦不會結束。賴香吟在〈反書寫〉也藉此對書寫說出關鍵的核心:“對自己誠實,遠比對他人誠實,是更內在的問題。”

再往前一步,其實此類危機並不限於散文:虛構的對立面是什麼呢?從創作技藝談為文虛構,是為了遵循內在的追求,而不得不做的演出。造假卻是“反客為主”,只要沒有觀眾,藝術家隨即就可以脫離自己的認知與身份嗎?當然,這也是為什麼誠實即是道德,也伴隨著風險。作者揭露自我與想法,也會害怕為寫作對象(包括自己)帶來傷害。於是使用字母的代稱,改造一些真實的細節,或以修辭技巧掩飾,也是可以理解的事。

23.9.2022《星洲日報·文藝春秋》

(2023年11月15日補:

散文「我」和作者「我」的分離,在揭曉名字,或者結冊成書的時候就會出現破綻。也不是沒有浮現取消散文獎的想法,但文學獎之所以匿名,是確保公平,以一篇作品分辨優劣,不讓作者身份影響結果。為了防止破綻而取消散文獎,或怪罪評審無法辨識,似乎矯枉過正。讀者不能要求作者證明真偽,但散文「我」和作者「我」的分離,不關乎文學的虛構,只是一種公平的妥協。當然,身為散文作者,我不想利用這種方便,也希望有經驗的創作者多注意和思考這種公平的好壞。

(也感謝季季當年選擇了白馬走過天亮

Re:少年,我們的普通名詞

(流於感性的闡發是否於事無補,我抱持懷疑。那些不敢言說的,在我心裡還有什麼呢。)

文學院外的大海此刻應該霧蒙,因為冷氣壓從西伯利亞大陸吹向大海了。告別了風災的可能,迎來凝滯的空氣。

你說,馬華寫作人的生命多半很短暫,作品停留在年少時代。我認同,但也想增補一二。

散文獎的虛構是「文學的政治」,我們都知道創作無法離開政治,文化生產的過程自有運作結構。

最近在馬大圖書館尋得黃湯姆《文學理論倒讀》,作者個人經驗與語言文學的思考,如預期般引起共鳴。其中一篇討論文學政治与環境,他说「比起它所建立的,更值得討論的是它所摧毀的。……與其哀歎文學園地的陸續消失,不如去逼視,它們如今怎麼存活。」

「體制下我們所有的文藝實踐,會不會只是成就體制的結構確立呢?學院、獎項、文化祭的興盛,終究與文學內在生命無關。」

當然,一開始入場的,或許不會受結構影響那麼深,會有更多心靈的掙扎、文學的探索。但前路不多,一旦越過原點那有限的自由,即使體制如何鼓吹放大才情早發的年輕創作者,不管馴從或反抗,好像都沒有文學的出路。

繼續往下前,我主要想反省自己在不平衡的結構內的身份與視角。我當然不能因為不平衡,就完全不參與或不負責任。事情因我而起,在賽果結束後、作品發佈前再介入發表議論,確實有違評審的倫理。

回到我們創作的場域,從壟斷到必然的萎縮。當創作被看見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戰略的模式,一切迴響也會成為放大過敏的因素。不管是不甘於此,或圍繞在場域的批評,似乎都沒辦法挑戰、增添任何的文學意義。

我們此地的文學建制想要借鑒北島的結構,但一直都更加殘缺不全。年少以後不再創作,刺激散去,也顯露「文學與生命的脫節」的真相。這對文學與生命交織的創作者來說,只有不斷地虛耗,且需要僥倖的機會才能被看見。錯過了備受矚目的少年時期,過後想擁抱書寫,晚熟的人就沒有那麼多機會了。必須更積極擁抱戰略,才能獲得一席之地,不管那是不是關乎自身/生命的書寫。

與文字關係疏離陌生父輩與同代人,是我們社會現況的大多數,但這不是我們屢屢戰敗的因素。

如果一個人相信文字能為自己所用、通往世界,那他就不是一個文學素人,即便他不懂得任何理論或批評。他至少是一個真摯的閱讀者。我們應該尋找更多這樣的同類,而不是汲汲挖掘更多的,尤其是年輕的寫作者。

惘然

(無處可去,所以來這裡安放。)

現在應該是北島最舒服的季候,我跟你說。

對啊,陽光很好,惠風和煦,不來嗎?

嗯。不必執意回去。

沒有時差,就不會珍惜與看見。沒有時差,我們什麼都不是。

文學院欄杆外的大海要送給我的箴言,總要時間投遞,「長浪波長也隨事件變化。」開始學習語言文字的時候,我們努力模擬,除了眼前的風景,還有心中無以名狀的聲音。直到曉得那鐘聲的座標,我們才會懂得自己失去了什麼。「人都會成長的。但是失去的可能更珍貴。」你說出了其中一個座標。哪一個比較珍貴,說真的,我現在仍不篤定。在這個沒有系統的地方,以後的世界裡,神秘會更令人懷念嗎。

練習發聲的時候,就在那個秋季的陰暗教室裡。不要做一面鏡子,老師說,要成為一枚字花硬幣。先亮花,再談字,不可旋轉投擲。久而久之,訓練之後,我已相信如此可能有往下走的道路,無論硬幣大小。以後的世界裡,往往只要看到字面,就如眼見斲削花容,但人們其實都同樣厭惡鏡子,對油條過敏,所以無路可走。況且大部分時候,我們只想為值得、美好的事情,去成為硬幣,卻不知道怎麼會演變成雙面的刀刃。因此人都有嚮往自由真誠的衝動,同時懷抱退縮的慾望。

回到亮了很久的桌燈下,是另一種練習發聲。創作者到底有沒有意識到某種不可說?書寫是一種主宰,但要更進一步去意會自己並不能主宰,需要穿越復雜曲折的季節。不只是豐富美好的聲音就值得擁抱,而是,自己是否認可最後模擬的結果,讓它開自己的字花?星際裡無數的座標絢爛,在哪一個點都值得耗費光年,她們都不是為了掩蓋彼此,互相爭奪光輝。我們無數次走入神秘的狹縫,好不容易探索的頻率對上了,也可能會意識到不對而離開。很可惜,但如果因為另外的聲音傳來,說這就是你的座標,就相信了,留下來了,那是更可怕的事。

「人都會成長的。但是失去的可能更珍貴。」

嗯,我們不斷追悔。